“动真格”的垃圾分类,怎样才能避免无疾而终?
日期:2019-07-31 浏览
这就是垃圾分类是否能执行下去的其中一个关键——细则是否皆为“良法”。如果是“良法”,人们愿意容忍轻微的不便去执行,以形成习惯;但如果是“恶法”,过于反人性,那就不利于良好习惯的形成。

文 | 丁阳

7月1日,上海垃圾分类新规正式施行。几日前住建部还宣布,到2020年底,全国有46个重点城市先试先行,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前要全国普及。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全国性热议公共话题。前几日,我们探讨了“居民需要忍受撤桶这种不便来形成习惯”,今天我们说说,管理者需要做什么,来让这场“动真格”的垃圾分类不至于“无疾而终”。

路边不设湿垃圾桶,真的科学吗?

这次从沪上开始的“垃圾分类革命”,大方向毫无疑问是该坚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行采取的做法细则都正确。

一个值得关注的做法是“道路等公共场所今后不设湿垃圾桶”。根据规定,7月起,上海市道路、地铁等公共场所设置的垃圾桶,一般情况下将只有干垃圾和可回收两种。如果上班族把吃剩的早饭、玉米棒等湿垃圾随包装袋一起扔进这些垃圾桶,将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据称,这样做法的理由是,有“充分的调研结果作为支撑,还参考了国际经验。”“主管部门此前的调查显示,道路上产生的垃圾主要为干垃圾和可回收物”。另外,“作为文明之都的上海,不鼓励市民在道路上边走边吃。

上海路边的垃圾桶,不允许扔湿垃圾

看起来很有道理。甚至曾有调研发现,街头垃圾几乎全是干的,那自然用不着湿垃圾桶。但既然如此,还有必要专门设立干垃圾桶吗?上海已经文明到市民已经很少在道路上边走边吃,形成了这种良好风尚,就不必担心街边大规模投扔湿垃圾的问题。少数人偶尔有扔湿垃圾的需求,宽容下就是。另外,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指出,在街头垃圾箱掏可回收物的人数不少,有他们在其实没有必要设置可回收物的垃圾箱。

戴星翼表示,“街头垃圾箱不分类”的建议,从来没有被当做正式的动议乃至方案被讨论过。原因是,“在重视环保的大气候下,一切加大投入的想法至少是政治正确的”

然而,这种做法可能潜藏着坏处——较高的标准导致习惯反而不那么容易建立。当人们逛街偶尔想扔个湿垃圾却无处安放时,就会对规则本身产生不好的情绪,而如果有人因此而开始故意把湿垃圾扔在能逃避处罚的地方时,不良的模仿可能就会开始,从而上演“劣币驱逐良币”

这就是垃圾分类是否能执行下去的其中一个关键——细则是否皆为“良法”。如果是“良法”,人们愿意容忍轻微的不便去执行,以形成习惯;但如果是“恶法”,过于反人性,那就不利于良好习惯的形成。这是管理者需要去认真思考的,要摆脱形式主义,认真对待“能让人们少一些麻烦”的建议。

因此需要明确,垃圾分类的一些细则做法需要经历实践的检验、摸索,来评估是否合适,不合适的做法应当予以改正。

垃圾车把辛辛苦苦分好类的垃圾一锅端了?管理者要提升自己的要求

在当下网络上关于垃圾分类的吐槽中,有一类声音甚是刺耳:你辛辛苦苦分好类的垃圾,结果垃圾车一过来,你却“眼睁睁地看着工作人员把满溢出来的湿垃圾桶里的垃圾铲到了旁边的垃圾桶里,然后把四个垃圾桶一起倒在了垃圾车里……你听见过心碎的声音吗?”

一些网友上传的垃圾车将分好类的垃圾“一锅端”的视频截图

没有办法一一验证这类说法是否均属实情,但这些日子声称看过类似景象的网友着实不在少数,很多人还录了视频。即使有“还没到7月1日正式实施”这一借口,这种景象已经足以让人感到寒心。可以说,类似的情形最为打击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因为人们会指着视频说,看不到垃圾分类到底有何意义,指责这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假如“形象工程”并不是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发点,那么就应该反思为何会这样?是物资上还没做好准备吗?是相关人员还培训不足吗?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没有办法怪居民对垃圾分类心存疑虑。

因此,管理者要提升自己的要求,为政策的实施做好充分准备,而不能只为执行长官意志。甚至应该主动说明,设计垃圾清运和末端接纳的相关设施设备数量有多少,能力是否充足,等等。

政策制定者要认识到,人性懒惰、怕麻烦,要想办法激励大家

有人说,懒惰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此话有点“政治不正确”,也并不全面,但这个说法击中了人性。如果谁能发明一种仪器能够非常完美地自动分拣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并且还不贵的话,那此人必将夺得国家科学大奖,人们也就不用承受垃圾分类之苦。

虽然现实中还不存在这种仪器,不得不推行垃圾分类的政策,但想办法让人们认识到,在垃圾分类这个让人“自然而然感到厌恶”的问题上可以有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依然非常重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制度的创新,这其中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比如用真金白银激励人们回收可利用的垃圾。在复旦,扔垃圾就可以“赚钱”——学校不少位置都放上了一种叫“爱回收”的垃圾收集装置,这样的垃圾回收桶采取智能设备,学生扫码即可打开垃圾桶,往里扔可回收垃圾。垃圾桶会自己称重,返还积分给同学,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可以提取现金。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再比如,有人诟病,上海的《条例》规定,旅游住宿业不再主动提供“六小件”(牙刷、梳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等一次性日用品)——“看起来是减少消耗,节约资源,降低旅店成本。事实上呢?还是有大量客人需要此类服务,他们不能自助解决,只得呼叫服务和前台。用品成本的减少并不多,而酒店的人力成本却大增。”然而,长远来看,这样的问题未必不会有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些酒店有了不错的解决方案。住客需要“六小件”,可致电服务中心告知,也可扫码书桌上的二维码,输入需要的种类和数量,然后“酒店机器人”就可以将“六小件”送至房间。

上海某酒店运送“六小件”的机器人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让人们意识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想象空间是很大的,这方面需要很好的宣传。有时候,一两个好的点子就能很大程度推动社会进步,最近一个很火的提议就很有潜力——在商品包装上就注明这是哪种垃圾。

想办法让人们看到,做好垃圾分类对提升社会公德的意义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垃圾分类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

有不少垃圾分类政策的反对者指出,垃圾分类的成本并不低。有人表示,“这个成本并不仅仅是金钱成本,更多的是时间成本和注意力成本。由于垃圾的种类非常多,分类标准也不同,有的分成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的;有的分成餐厨垃圾、纸制品、塑料,不一而足。无论哪种分类标准都是重新学习和记忆的负担,普通居民如果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很难搞清楚到底哪一种垃圾往哪个垃圾桶里扔。”“每天每人哪怕只有5分钟,汇总到上海市所有人,时间量也非常可观,每年合计7.3亿小时,按标准工作时间计算,损失时间相当于36万个全职职工全年的工作。”

垃圾分类甚至不会让垃圾的处置成本下降——前述的戴星翼教授指出,生活垃圾分类必然导致处置成本的提高,原因是规模经济,“不分类,我们只需要一种收运处置体系,分类了就要另立山头。多出来的收运处置系统自然意味着多花钱。”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除了经常被拿来对比、并被一些人诟病为“垃圾分类走火入魔”、“不值得效仿”的日本外,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也都执行了垃圾分类政策,包括美国、英国、德国、丹麦、挪威等等等等。这是因为,垃圾分类政策还有很重要的社会效益。

用戴星翼教授的话就是,“生活垃圾分类说到底,是要求居民以自己的举手之劳做一点于社会有利的事情。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有赖于我们习以为常地去做,不求回报地去做。大家都去做了,整个社会的公德水准会不断提升,社会也因此一点点地美好起来。我们应该“将生活垃圾分类进程视为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动员机制的抓手,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视为培育市民公共意识和责任感的过程。”“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市民以举手之劳促进环境保护,其任何涓滴进步都不仅是物质上的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更体现了千万百姓理念和行为方式的进步。”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好处,也是需要人们明明白白看到,感受到,才能不断去做下去的。比如可以考虑采用诸如级差收费政策,以小区为单位对分类不达标者实施歧视性收费,考虑捆绑文明小区创建并予以实在的好处,等等。

第4525期

转载:腾讯 今日话题 文 | 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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